勇士火箭裁判报告新

2019年05月06日 21:06

与孝经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书目。 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先是四十八万余民众,以及诸侯、王公、宗室上奏请求加赏于安汉公王莽,再是公卿大臣九百人请求为王莽加九锡。于是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锡之命。接着,王莽为了制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先是派“风俗使者”八人到各地考察,回朝后大加赞颂天下太平,彰显王莽宣扬教化之功。其次通过重金引诱的政策,使匈奴等外族遣使来归顺朝贺,王莽遂成为人们心中治国平天下的贤良圣人。 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病,王莽以自身祈祷上天代平帝而死。元始五年十二月(公元6年),汉平帝病死,王莽为了避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使自己不能任意操纵政局,遂立只有两岁的汉宣帝玄孙刘婴(即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秉承群臣之意,叫王莽代理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 此时王莽51岁,值公元6年,改元为居摄元年。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弹。首先是安众侯刘祟发难,居摄元年(公元6年)刘祟率领百余人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婴。同时王莽不断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次年,王莽派王邑平息了叛乱,王莽遂有称帝之心。 西汉自武帝以后,朝廷上的大臣与学者,论灾异与禅让的风气颇盛行。时人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君失德的谴责。有在昭帝之时晆弘以及宣帝之时盖宽饶上奏禅位,更有哀帝之时听从方士儒生之言进行改元,但改元之后,西汉的衰运仍然没变。受灾异、禅让等观念影响的社会心理,为王莽进行代汉提供了条件。 [9] 王莽则大加利用,献符命的人,皆得丰厚赏赐,有名哀章之人,更献上金匮策书至汉高祖庙,大意言莽为真命天子,表中有十一人都有官衔。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改国号为“新”,王莽即新始祖,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农历七年腊月),王莽时年54岁。王莽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王莽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 [8] 推行改制 王莽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史称“王莽改制”。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宣布:将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其后,改革币制、官制,规定盐铁官营,山川河流收归国有;同时,与民休息。从此,国泰民安。 由于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 王莽改制时的钱币 王莽改制时的钱币 ,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王莽执政以来,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但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而且在推行时手段和方法不正确,在遭到激烈反对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导致天下各豪强和平民的不满。 [8] 王莽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他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王莽又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边境战乱不绝。 始建国次年(公元10年),王莽接受表弟王舜的建议,集天下贤能之士皆来常安,开始编汇《汉语典》《医典》《婚丧典》《文学典》等重要典籍。地凤元年春三月乃成。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匈奴、高句丽、老窝、浦涯等小国,先后臣服新朝。 [8] 反莽浪潮 王莽掌权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拥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 赤眉绿林起义势力图 赤眉绿林起义势力图 。王莽进京时曾召请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为国师,被孔休杜门谢绝。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也请求乞骸骨,谢官归里。以后,在他专权期间,一面大封其亲信,多达395人,一面将刘氏宗族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废黜,其代汉野心逐渐暴露。因此,刘氏宗族及贵族官僚相继起兵反抗是必然的。 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百余人攻宛,因人少失败。 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打出 为国讨贼,以安社稷 的旗号,起兵十余万,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三辅二十三县十余万人起而响应。王莽闻讯后,连忙派关东甲卒前往镇压,闹得首都周围十分紧张,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将翟义等人的反抗镇压下去。 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密谋劫杀王莽,拥立楚王,事发后被诛杀。新朝建立后,反莽活动仍没有停止。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真定人刘都等密谋举兵造反,事泄被诛。这些反莽活动,开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继镇压下去,但却表明,刘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与王莽的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与此同时,下层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动也此伏彼起,层出不穷。 王莽改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相反,由于他兴师动众讨伐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大兴土木,还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例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人祸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 到王莽末年,更达到了每斛价值黄金一斤。天灾人祸迫使百姓流落他乡,人相食的惨状史不绝书。面对这种现象,王莽无计可施,竟然异想天开,派人教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这种悲惨的生活,怎么能使百姓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呢!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于新莽政权频繁的征发,相继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其中并州(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一部)等边境地区尤甚。 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今包头市西北)、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一带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骚扰,数千人起而造反,捕盗将军孔仁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才将盗贼平定下去。 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以后, 天下愈愁,盗贼起,各地人民纷纷起而反抗。在这一年,瓜田仪在会稽长洲(江苏苏州)率众起义,坚持长达数年之久。同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将军 ,出没于海上,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吕母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农民起义的第一个女领袖。 天凤五年(公元18年),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人力子都率众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活跃于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在北方,也出现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在南方,有张霸在南郡(今湖北江陵东北)的起义、羊牧在江夏(今湖北云梦)的起义、秦丰在南郡的起义、王州公在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的起义。这些义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其活动范围往往跨州连郡,活跃于广大地区。 在国都附近的“三辅”地区,小股起义也多得不可胜数。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有盗贼出没,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 。 在当时遍布全国的起义军中,有两支最大的队伍,成为农民起义的主流,这就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 亡国被杀 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因此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时,各地农民纷起,其中形成了赤眉军和绿林军两大军事势力。 公元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 地皇四年(公元23年),起义军(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被起义军战士(商县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向杜吴问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 [10] 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11] 。 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 [8] [12] 为政举措编辑 参见:王莽改革 内容 (1)更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买卖。 王莽钱币系列 王莽钱币系列(17张) (2)改奴婢为“私属”,亦不得买卖。 (3)实行“五均六筦”制,即在国都长安及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赊贷及物价,征收商税,由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山泽等。 (4)改革币制。 (5)改革中央机构,加强相权、兵权;重新划分郡县,更改地名。 (6)改革少数民族名称、首领称号。 评价 有史家认为,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社会改革家。胡适认为他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相关争议详见下文。 历史评价编辑 王莽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帝制结束之后,王莽被很多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 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 古代 王莽通过禅让的方式代替汉朝成为皇帝,被古代多数封建儒士所否定。 桓谭:“王翁自见以专国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权,使事无大小深浅,皆断决于己身。及其失之,人不从大臣生焉。更始帝见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师,恃民悦喜,则自安乐,不听纳谏臣谋士,赤眉围其外,而近臣反城,遂以破败。” [13] 班固在《汉书》中云: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 [14] 夏言(1482年-1548年)《申议天地分祭疏》有云:“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 霍韬(1487年-1540年)《与夏公谨书》有云:“王莽之学,一传而得宇文泰,再传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盖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输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丰熙宁棼棼如也,犹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为大蒙宰,尽行《周官》之法,其嗣遂为周天王,然犹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礼》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 杨慎(1488年-1559年)说:“以乡愿窃相位胡广也,以乡愿窃天位王莽也。” 近现代 胡适开始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 像胡适一样,也有史学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 [15] 翦伯赞认为“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中国史纲》) 何兹全说:“王莽是个改良主义者,在政策上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时又照顾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当时黑暗的统治者来,王莽当然是比较进步的。”(《王莽》,《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 葛承雍认为“作为改革家的王莽”,“是当时统治集团中一个独具卓识的人物”。“我们以西汉末年社会的实际条件。来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认大多数是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切中时弊。”(《王莽的悲剧》,《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韩玉德也认为,“王莽是一位饱读古文经,坚持以经治国的大经学家,大政治家”。(《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 [15]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指出,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亦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国大历史》里语带讽刺地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 傅乐成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则评论他说,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但也有重大的缺点,诸如过度的自信,一味的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为看来有些伪,也有些愚,但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他不过承袭此风而扩充之,结果以伪获得名声并篡位之后,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不伪。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复古,事事行之以伪,才会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 [15] 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以汉朝为出发点的历史评价不公,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掩盖。王莽本身博学,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吕思勉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而王莽代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并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西汉及以前,凡是谈论政治的人大多对社会现状进行攻击要求改革,至东汉及以后,玄学、佛学先后兴起,都强调适应社会,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诸如恢复井田等,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先秦以来仁人志士的公意,无论成败,都应由抱有此类见解的人士共负,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责。 史学家韩复智认为王莽的经济改革对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他在《两汉经济问题症结》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经济措施“除变更币制外,可谓都切中时弊,真正兼顾到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说法是基于王莽一方面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人民。另一方面,他强制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生产,以改善农民生活。其次,他实行五均六筦,不仅防止资本家的兼并和农民遭受重利盘剥,并且扶助小商人的经营,用来救济农民。但同时变更币制的经济措施却令通货膨胀的情况恶化和币制混乱,而贫穷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阔了的贫富差距下受惠。连富裕的商人亦都破产。虽然如此,王莽的社会经济改革仍然得到韩复智的正面评价。 [15] 剑桥大学史学家崔瑞德及鲁惟一在《剑桥中国秦汉史》表示王莽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不能升为摄皇帝。又他代汉建立新朝,孺子刘婴受到了他不寻常的宽待,虽然被废但没有被杀且能过著隐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将孙女嫁给刘婴。在始建国元年爆发了两次原刘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员镇压并牢牢地控制汉室政府,在长安建都。 也有一些人对王莽的评价持谨慎态度。如范文澜说:“王莽是企图解决问题的一人”。(《中国通史》第二册)胡寄窗认为“王莽既不是一味模仿前人的抄袭者,也不是一个想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复古者”,“他绝不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王莽只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具有一定观察力的封建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萧立岩说:“王莽在中国历史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皇帝。”(《略论王莽及其改制》,《齐鲁学刊》1981年第6期) [16] 从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后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不停回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可是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而这些新政都是违反了历史规律,所以推行失败,自属历史必然。所以这个角度看,王莽是一个事事复古,脱离现实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钱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 中国传统历史学强调忠君、家天下等理念,对王莽的评价普遍不高,一般都认为他只是一位“伪君子”,众口一辞的千古罪人。东汉朝修订的《汉书》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类,可见一斑。而后世评价也大抵是受到了后汉时代史家所影响。事实上王莽本身是篡汉而取得帝位,而同时也是汉朝宗室所灭,从汉朝政权来看,王莽被视作“逆臣贼子”,并不奇怪。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种种行径,更被视为王莽作为“逆臣贼子”的理据,如他杀了汉平帝而立了孺子婴为皇帝。 [15] 近代仍有不少史学家对王莽持否定态度。李鼎芳说:“王莽和他的党羽是一个地主贵族大商人集团”,“王莽是一个政治投机家,是以改良主义、复古主义作掩护来进行其政治投机勾当的”,“决不能算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王莽曾经实行过一系列违反历史发展的所谓改制,这是想把历史拉回头的复古行径。”(《论王莽》,《新史学通讯》1954年第7期)李晴说王莽是个手段毒辣的“伪君子”(《东方的吉诃德老爷——王莽》,《人物》1950年第9期)。张志哲等人认为王莽改制“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一个产物”,“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纯粹是出于谋王夺国、逞欲显威的政治野心”。他们将其改革内容概括为四种情况:第一,无关国计民生,毫无实际意义的;第二,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的;第三,实际办不到、行不通的;第四,与民争利、夺民生计的。并据此认为“王莽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王莽又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个可耻的政治角色”,“典型的伪君子”(《王莽与刘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郭廷康等人则说王莽是“复辟奴隶制的总代表”,“王莽的‘托古改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奴隶主阶级复辟事件。”(《论王莽的托古改制》,《文史哲》1976年第1期)。郭沫若《中国史稿》称王莽改制为“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朱绍侯主编的大专教材《中国古代史》写道:王莽“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造成了经济混乱和政治不安,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和痛苦。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 日本明治天皇 日本明治天皇 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当时的日本,正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因此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内本身就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加之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浓厚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因此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而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由于其自身实力资源都不具备相应条件,所以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来达到目标的实现。 清朝方面 当时中国处于清朝晚期,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 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因此清朝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景象。清朝于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但清朝并未像日本那样变革国家制度,因此“中兴”并未能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此时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 19世纪末的东亚地区,一个是回光返照的老大帝国,一个是喷薄欲出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日本必定不能避免一战。 欧美方面 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 中日战争(西方列强在观望) 中日战争(西方列强在观望)(2张) 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助手;英国企图利用日本牵制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德国和法国为了趁日本侵华之机夺取新的利益,也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俄国虽然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怀有极大的野心,但尚未准备就绪,因此对日本采取不干涉政策。列强默许或纵容的态度,成为日本实施侵略计划的有利条件。 战前冲突 日本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准备充分的。1867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在《天皇御笔信》中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蓄意向海外扩张。1871年,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款:“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 [2] 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甲午战前中日冲突和日本大陆政策 甲午战前中日冲突和日本大陆政策(2张) 但日本并没有遵守这一条约,而是积极向中国扩张。1872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附属国琉球,准备以琉球为跳板进攻台湾。1874年,发生了琉球漂民被台湾高山族杀死的事件,日本利用清朝官员的糊涂,以琉球是日本属邦为借口大举进攻台湾岛,这是近代史上日本第一次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但日本和中国实力悬殊,加上水土不服,日军失利。在美英等国的“调停”下,日本向清朝勒索白银50万两,并迫使清廷承认日军侵台是“保民义举”(即间接承认琉球人是日本属民),从台湾撤军。由于清廷的软弱无能,日本于1879年完全并吞了琉球王国,改设为冲绳县。 随后,日本又开始侵略中国的另一个属国-朝鲜。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该条约第一条即宣称“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 [3] ,把朝鲜的宗主国清朝排斥在外。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同时出兵朝鲜,清军虽然在这次事件中压制住日军,但日本还是在《济物浦条约》中取得了在朝鲜的派兵权和驻军权。1884年,日本帮助朝鲜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企图驱逐中国在朝鲜的势力。袁世凯率清军击败了日军,镇压了政变。但日本同清朝订立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济物浦条约》使日本取得了以保护公使馆为由出兵朝鲜的权利,《天津会议专条》使日本取得了与中国在朝鲜共同行动的权利,这两个条约为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两国军备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冲突中,中方在硬实力上一直占有优势,但朝鲜甲申政变之后的十年时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段时间,日本一直关注着中国,日本军界要人山县有朋指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 [4] 故自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团和1个近卫师团。战前日本海军有军舰32 战争前两国的准备 战争前两国的准备(4张) 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000吨,超过了北洋海军。日本还出动乐善堂、玄洋社等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 在此期间的中国,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初见成效,开始得意轻敌。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认为西方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放松了军备意识。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北洋水师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人。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清朝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 爆发编辑 中日出兵 朝鲜问题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突破口,1890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对开战的要求更加迫切,同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抛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理论,将日本本土作为主权线,中国和朝鲜半岛视为日本的“利益线”,声称日本“人口不足”,必须武力“保卫”利益线,加紧扩军备战。 [4]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朝乞援。日本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已至,向清廷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 [5] ,诱使清朝出兵朝鲜。清朝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2000人于6月6日后数日分两批在朝鲜牙山登陆,准备镇压起义,同时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6月10日,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清军未经战斗起义就平息下去。6月25日,原定计划的第三批清军在牙山登陆,驻朝清军总数达到2465人。 [6] 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大本营 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大本营 当时的伊藤博文内阁正面临议会的不信任案弹劾,在朝鲜向清朝乞援的同时,日本通过其驻朝公使馆探知清廷将要出兵朝鲜的消息后,得到此消息后,便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全力着手挑起战争。1894年6月2日,伊藤内阁决议出兵朝鲜。6月5日,日本立即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6月9日,日本派先遣队400多人,在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率领下,以《济物浦条约》规定之日本有权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进入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同时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知照中方,其后又在6月12日派兵800人进驻汉城。在日军先遣队出发前,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 [7] ,授权大鸟挑起衅端,找寻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交涉破裂 全州和议达成以后,朝鲜政府要求中日两国撤兵,大鸟圭介开始和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进行撤兵谈判。大鸟虽口头上答应撤兵,甚至就要达成书面协议,但日本政府一方面电令大鸟拒绝达成共同撤兵协议,另一方面则在6月15日抛出了“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从而使共同撤兵协议一笔勾销。此后,日本开始不断增兵,6月16日大岛义昌少将率领混成旅团第一批部队在仁川登陆,到6月28日混成旅团第二批部队登陆,侵朝日军达到8000余人,比驻朝清军占绝对优势;而清廷决策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则希望中日共同撤兵,既未向朝鲜增援军队,又未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撤兵 [8] ,最终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日本之所以提出“共同改革朝鲜案”,其目的是一面使自己的军队以“协助朝鲜改革内政”为名赖在朝鲜不走,一面又拖住了驻朝清军,完全是为发动战争而采取的挑衅手段。清政府拒绝了“共同改革朝鲜案”,并强调日本必须撤兵,于是日本在6月22日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一次绝交书”。 [9] 此后,李鸿章寄希望于美、英、俄等欧美列强调停,让日本撤兵。由于前述的各国利害关系,美、英、俄只是对日本表示“谴责”而已,并未采取强硬措施,加之日本灵活的外交策略,列强最后都采取了观望态度,调停均告失败。7月14日,日本据澎逆行不服打骂交警新那双像黑潭一样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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